新時代要痛下猛藥整治形式主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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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時代要痛下猛藥整治形式主義

摘要:“會議多”中的形式主義,是寄生于黨的工作作風中的一個疽癰,并不是不治之癥。只要我們對形式主義采取零容忍態度,緊盯其新動向新表現,上下喊打,露頭就打,“會議多”中的形式主義一定會逃遁無蹤。

以史為鑒,古為今用。這是新時代新氣象新作為必須堅持的立場觀點方法的根本問題。本文先從一個古代“治虛”的故事說起:明朝洪武八年前后,全國各地接連發生了洪水、地震等自然災害,朱元璋皇帝下詔讓朝臣上書議論朝廷政策得失,以便改正。時任刑部侍郎的茹太素寫了一份奏章,洋洋灑灑長達17000多字。

看到這份奏章,朱元璋皺了一下眉頭,便讓中書郎念奏章。中書郎接過奏章便一字一句地念了起來,念到約16500字時已口干舌燥,而此時朱元璋尚未聽到重點,于是勃然大怒:“虛詞失實、巧文亂真,朕甚厭之!”立即令人將茹太素召至殿上當面責罵,并暴打了一頓板子,以示懲戒。

盡管茹太素在剩下的500字奏章中,提出5條建議被朝廷采納了4條,但卻因為奏文冗長挨了一頓暴揍。《明史·茹太素傳》記下了朱元璋的感慨:“太素所陳,五百余言可盡耳。”此后,朱元璋下令制定行政文書規范:“頒示中外,使言者陳得失,無繁文。”

從這個故事使我們聯想今天整治“會議多”中的形式主義。這東西之所以屢受群眾詬病卻又屢禁不止,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雖然大家人人深惡痛絕,可又往往缺失痛下猛藥的決心和對策。正是從這個角度想開去,茹太素“虛詞失實”挨暴揍的教訓就有了現實活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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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經歷過20世紀40年代、50年代的人,大概都知道這樣一句民諺:“國民黨稅多,共產黨會多。”會多,曾經是我們黨實行民主、順應民意的一個標志性景象。不論是戰爭時期還是和平年代,不論是中央還是地方,大事小事都要開會研究。

開會干什么?一是集思廣益,民主決策;二是“洗澡”“洗臉”,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;三是學習貫徹黨和國家方針政策,明白大是大非。開會,既是民主集中制的表現形式,也是上下級、同志間互相溝通、求同存異的最好方法。發揚民主,調動群眾參政、議政、監督的積極性貫穿其中。其重要意義,誠如那首《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》所唱的那樣:“他實行了民主好處多”。顯然,這個“會多”是一個正能量。

然而,凡事皆有度,物極必反。1952年秋,中共中央西北局調查組發現,咸陽一區7月至10月,區干部因經常開會及配合各方面工作太多,導致中心工作沒有按期完成,干部們有怨言。這事引起了毛澤東同志的高度重視,1953年3月,親自起草了中央《關于解決區鄉工作中“五多”問題的指示》。1960年3月30日,他又親自寫下了《反對官僚主義,克服“五多五少”》的黨內指示,其中列舉歷城縣委在70天的時間內,縣委及縣委各部門召開各公社黨委書記和各部門負責人參加的會議184次、電話會議56次的典例,明確指出,這種情況是不能繼續下去的,物極必反……從這開始,“五多”問題一直為我們黨改進工作作風所重視。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,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出臺了改進工作作風、密切聯系群眾的“八項規定”,提出反對“四風”和“三嚴三實”的具體要求,都把糾治“五多”作為了重點內容。

然而,值得高度警惕的是,“會議多”的問題一直到今天也沒有因我們的強烈反對而消停,而是像割韭菜一樣割了一茬又長出一茬,甚至在一些地方成了“臭豆腐”:一邊吆喝“精簡會議”,一邊把開會當了“妙招”;一邊要求“減少陪會”,一邊將“開設XX個分會場XXX人參加”當作了成績,把“中心組學習帶機關、帶直屬單位”當作了經驗;一邊表示“下決心把會議減下來”,一邊宣揚“逐級開會貫徹”“層層統一思想”。于是,報上便出現了新的“景觀”:某貧困縣的縣委書記僅一個上半年,就參加了上級召開的幾十個會議,加上縣里召開的各種會議,粗略算了算,平均下來幾乎一半的時間在開會;地處西部邊疆的基層連隊,連長、指導員在27天里,參加了26次各種會議……

于是,聽領導干部抱怨:“要么在開會,要么在去開會的路上”,想深入基層也深入不下去;聽機關干部喊累:“領導開會,機關遭罪”,既要整理領導發言材料,又要處理日常工作,“加班加點”成了常態;聽基層干部叫苦:“上級要求我們狠抓落實,蹲點一線解決矛盾和問題,但我們卻被上級召集的各種會議‘纏住了’”;而群眾則戲謔:“領導干部的主要工作就是開會”。其負面影響,正如坊間一副對聯——上聯是:“今天會明天會天天開會”,下聯是:“你也講我也講大家都講”,橫批:“誰來落實”?!

又于是,一方面改革發展穩定任務很重,面臨不少新問題新矛盾,要求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擼起袖子加油干,最大限度地提高時間的含金量;另一方面大家卻被“會多”困在會議室里,泡在“會海”中動彈不得,相當一部分時間被各種各樣的會議占據了。這表明,“會議多”已經成了黨和軍隊事業的大敵、頑癥,確實到了非解決不可的時候了。

我們必須正視這樣一個拷問:為什么大家從心底里都對“會議多”不勝其擾,實際上卻又自覺不自覺地被其役使?扒掉“會議多”中形式主義的馬甲,不難發現,首先,它與一些領導干部迷信會議的作用有關,即思想上把開會當成了推動工作和抓落實的“靈丹妙藥”:事先,開個會動員一下;事中,開個會推進一下;事后,開個會總結表彰一下,不僅省事省力,而且看起來也熱熱鬧鬧。其次,它與一些領導干部缺失擔當有關,以開會敷衍塞責,將開會作為一個“安全保險”:你說我不重視,我開會傳達了;你說我抓得不緊,我迅速開會了;你說我不負責任,我會上講得很全面、要求很明確,云云,絕不會有“不講政治”之虞。再次,它與一些領導干部喜歡“作秀”有關,以開會“秀”姿態,把開會當“落實”。看上去是在認真貫徹上級精神,其實是在認認真真走過場,目的是為了給上邊看,特別是引起上面注意,以期對自己由注意變為重視、重用。套用一句古語,這叫作“‘秀翁’之意不在‘會’”,而在沽名釣譽、加官晉爵也。

開會是部署工作、解決問題的一種重要方式。反對形式主義并不是反對一切形式,整治“會議多”更不是從此不開會了。因此,這些年在解決“五多”的問題上,幾乎各級都強調說,可開可不開的會議不開。問題是,究竟哪些“可”、哪些“不可”,又大都是邊界不清、原則模糊。這就讓形式主義有了自由騰挪的空間。這也警示我們,糾治“會議多”,必須確立清晰的治理邊界。比如明確:開會必須解決問題,內容重復、形式大于內容的會,堅決不開;開會關鍵要“議”,沒有議題、沒有問題導向,易致“議而不決”的會,堅決不開;開會務必有落實舉措,只有上篇、沒有下篇的“半截子工程”會堅決不開,等等。

把好“不開”關,關鍵在有權決定開會的各級主官樹立正確的立場觀點方法,真正把會開好,當好“第一責任人”。1956年11月,毛澤東同志在黨的八屆二中全會上指出,“誰犯了官僚主義,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,罵群眾,壓群眾,總是不改,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”。這一思想用于我們今天整治“會海”,就是誰搞形式主義就革他的職。盡管形式主義往往有一個政治正確的外殼,動輒打出唬人的名頭,但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,哪樣的會是解決問題,哪樣的會是形式主義;哪個會是真落實,哪個會是用貌似勤快的辦法推行懶政;哪樣開會是講擔當,哪樣開會是用貌似擔當敷衍塞責;哪樣開會是講黨性,哪樣開會是搞偽忠誠,群眾心里有桿秤。只要將會議列出清單曬一曬,讓群眾評一評,就不難得出結論。最終,來一個誰搞了形式主義且“總是不改”就讓誰丟官帽的導向,試看誰還能造次?!

“會議多”中的形式主義,是寄生于黨的工作作風中的一個疽癰,并不是不治之癥。只要我們對形式主義采取零容忍態度,緊盯其新動向新表現,上下喊打,露頭就打,“會議多”中的形式主義一定會逃遁無蹤。這,我們從黨的十八大以來反腐敗終獲壓倒性勝利中,看到了端倪,樹起了信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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